老北京的春日市井生活

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
“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雖然風箏出現的時代已經遙不可考,但明清兩代卻是風箏發展的全盛時期,特別是在清代,放風箏已經成為京城清明節的習俗活動之一。清代文人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中稱:“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郊,擔酌挈盒,輪轂相望。各攜紙鳶線軸,祭掃畢,即於墳前施放較勝。京制紙鳶極盡工巧,有價值數金者,琉璃廠為市易之。”彼時富傢公子“購風箏,一萬一擲數十金,不靳其值”,一隻風箏的價格可以夠貧寒之傢數月的開銷。
風箏大師費保齡收藏的紮燕風箏圖稿
在京派風箏的世界裡,最出名的“匠人”當屬曹雪芹。大約在乾隆十五年(1750),曹雪芹從京城遷居到西山一帶,潛心創作《紅樓夢》。為瞭生存,他不得不紮糊一些風箏去賣,聊以度日。他的摯友敦敏在《瓶湖懋齋記盛》一書中說,曹雪芹“所紮風鳶,羅列一室,四隅皆滿,致無隙地,五光十色,蔚為大觀”。不過,文人出身的曹雪芹畢竟不同於市井的手藝人,在制作之餘,他“旁搜遠招,以集前人之成”,歷數年心血,寫出瞭一部風箏專著《南鷂北鳶考工志》。書中按照“紮、糊、繪、放”四藝介紹瞭43種風箏,不但詳細闡述瞭風箏起放的原理、種類、以及紮糊、繪畫方法,還繪有骨架圖、彩圖,並配有紮糊訣和畫訣,圖文並茂,實屬罕見。按照這些設計圖樣紮出來的風箏,大者可達數丈,小者不到一寸,都能禦風而起,不致傾覆,當時執掌皇傢畫苑的名士董邦達,在讀瞭書稿後極為稱贊,欣然為之做序。
在老北京的習俗中,剪斷風箏線放走風箏代表著“放晦氣”,不同圖案的風箏則寄寓著不同的美好願望。比如京派風箏的代表作“紮燕”,便是因“古之人以燕為喜之征,春之象,故必以意匠為之”,並且在制作時要註意“須使其眉目中角,均呈喜相”,以暗合燕子“吉祥喜興”的象征寓意。在風箏上畫紅色的蝙蝠圖案則被認為預示著好兆頭,寓意“洪福齊天”、“洪福無量”;五隻蝙蝠圍繞著壽桃組成一朵桃花,綠蝠畫成尖銳的柳葉狀,寓意為“五福捧壽”;“四獅”諧音“四世”,因此畫四隻獅子是象征傢族人丁興旺“四世同堂”;畫孔雀、牡丹和白頭翁,寓意婚姻富貴、白頭偕老;畫鹿、鶴與松樹則寓意“鹿鶴同春”等等,總是不離對美好事物和未來的向往與追求。
民俗畫裡的老北京放風箏習俗
三月初三春正長,蟠桃宮裡看燒香優美環保科技工程-靜電機安裝實例,靜電除油煙機安裝實例,靜電油煙處理機安裝實例
廟會是一種集宗教、集市、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民俗活動,算得上是娛樂生活相對匱乏的時代人們調劑生活、寄托信仰的一種獨特生活方式。有學者認為,廟會活動的產生與發展和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增長密切相關,有清一代,隨著國傢版圖的擴大和商品貿易的發展,都城所在的京師日漸成為匯聚四面八方的貿易集中之地,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又為以寺廟、宮觀為活動場地的廟會提供瞭源源不斷的購買力。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促進下,清代的民俗廟會文化異常繁榮,而春天的諸多宗教節日,更為人們踏青迎春提供瞭絕好的機會。
第一波賞春的契機在舊歷的二月十二的“花王誕”,主要是上賞玩早春的牡丹,清人筆記稱:“惟天壇南北廊、永定門內張園及房山僧舍者最勝。除姚黃、魏紫之外,有夭紅、淺綠、金邊各種。江南所無也。”但賞花之外,主要還是賦詩唱和、聚飲為樂。一周後的二月十九為觀音菩薩聖誕,此時城裡的觀音廟香火最盛,其它如白衣庵、觀音院、大悲壇、紫竹林等處“廟宇不下千百,皆誦經聚會”,人頭傳動的盛況大約不難想見。此外,位於郊外、更適於進香之餘踏青遊樂的地方還有郊區的臥佛寺、潭柘寺、碧雲寺、戒臺寺、白雲觀和蟠桃宮等等。
老照片裡的北京廟會攤子台中抽水肥
清人楊靜亭雖然在他的竹枝詞《都門雜詠》裡說:“三月初三春正長,蟠桃宮裡看燒香。”但蟠桃宮的廟會並不是隻在三月初三,而是從三月初一一直持續三天,並且以西王母“蟠桃盛會”為名。屆時,從崇文門至蟠桃宮前沿護城河南岸茶棚、貨攤林立,打把式、賣藝、變戲法、摔交的賣藝人接連不斷,廟會上各種日用雜貨、風味小吃應有盡有。《帝京歲時紀勝》稱:“都人治酌呼從,聯鐮飛鞚,遊覽於此。長堤縱馬,飛花箭灑綠楊坡;夾岸聯觴,醉酒人眠芳草地。”好一片人世繁華。三天廟會玩兒不夠怎麼辦?朝陽門外的東嶽廟還有一場為東嶽天齊仁聖帝準備的“超長生日party”,大概要持續一個月之久(一說三月中旬至三月廿八日,半月而已),“歲之三月朔至廿八日設廟,為帝慶誕辰。都人陳鼓樂旌旗,結彩亭乘輿,導駕出遊,觀者塞路。進香賽願者絡繹不絕”。
閑來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
當然,北京的春天並不都是春風和煦的美好天氣,即便是在尚未進入工業化的清代,“踏青哪得青青草,十丈黃沙沒馬蹄”也是北京春天的一道“亮麗風景線”。那麼,大風天該如何消遣呢?以崇文門、宣武門、正陽門為界的內外城,清代的北京人在娛樂休閑上有著明顯不同的差異和特色。總體而言,內城的市井生活帶有濃厚的旗俗色彩,而外城更多體現為下層京官和各省在京人士之間流行的“宣南士俗”。
對內城而言,官方有著很嚴格的治安要求,比如禁喧囂、禁止開設戲園、禁止設娼、甚至限制旗人入園看戲等等。因此,最受歡迎的休閑方式當屬“泡茶館”。旗人泡茶館的起因倒並不是因為喜歡喝茶,而是在八旗制度下的旗人隻能以當兵為業,一方面不準許從事農、工、商或科舉等行業謀生置產,一方面即便清閑無事也有錢糧可食,於是隻好以泡茶館打發時間,正如郝懿行在《都門竹枝詞》中所說:“太平父老清閑慣,多在酒樓茶社中。”內城的飯館,最有名的大概是砂鍋居,枝巢子《舊京瑣記》載:“城內缸瓦市有沙鍋居者,專市豚肉,肆中棹椅皆白木洗滌,甚潔,旗下人喜食於此。”何況現在老北京的俚語裡還保留著那句“砂鍋居的幌子——過午不候。”
老北京茶館泥塑
在文娛生活方面,由八旗將士在軍前利用俗曲和薩滿教神曲的曲調創作出的“講唱文學”形式——子弟書,漸漸流行於內城之中,《天咫偶聞》中稱子弟書:“始創於八旗子弟,其詞雅訓,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西城調尤緩而低,一韻縈紆良久。”嘉慶後,又流行“高腔”,高腔也叫“得勝歌”,由清初八旗軍中的“凱歌”演變而來,與子弟書一樣,都是帶有濃鬱“旗風滿韻”的藝術形式。
由於沒有過多的行政幹預,前三門以南的外城要顯得熱鬧很多。楊壽在其《覺花寮雜記》中描寫清末的京師朝官、士人生活道:“所居皆在宣武城南,衡宇相望,曹務多暇,互相過從,流連觴詠,斟口圖史,或僧寺看花,或旗亭賭酒,薄笨可以代步,魚菽可以留賓。”除文人雅士經常雅遊集會的陶然亭、刺梅園、松筠庵、崇效寺、龍泉寺、龍樹寺、長椿寺、雲山別墅等外,各種行會、同鄉會等會館也頗受人們的歡迎。規模較大的有櫻桃斜街的貴州會館、虎坊橋的湖廣會館、小江胡同的陽平會館,以及規模較小的越中先賢祠、江西會館、全蜀會館等等,這些三教九流雲集的商賈之地,著實曾是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在北京的主要活動場所或居所,它們雖不言語,卻是歷史最真實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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